皋永利先生真的“敬重”经典吗？
皋永利先生真的“敬重”经典吗？
现在，皋先生对于经典的认识有了某种程度的转变，变得不那么小看和低估它了，也说了一些所谓“敬重”它的话。但令人怀疑的是，他是否真的“敬重”和推崇它。
记得他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中医‘经典’（笔者按：注意他对‘经典’二字加了引号，不知何意），其理论总结也是基于临床现象的观察，……某些理论的概括则缺乏必然性，可能只是对事物偶然现象的归纳，不一定就是事物内在本质联系的反映，即不具有规律性。”
近日，皋先生在其发表的“继承经典应持什么态度”一文中，一开头就提出了所谓的两种态度，那么他是赞成哪一种呢？他没有明说，不过我们从他后面的文字中分析不难看出，他是倾向于第二种，即“进行理论重构”，用“大胆怀疑、敢于评判的精神”去“促成中医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只是他表达得有些含蓄，不那么明确，对自己的本意作了一些掩饰而已。
1、请问“求是”就是“大胆怀疑，敢于批判”吗？就是“用现代科学标准去看”吗？既然怀疑和批判，你还会诚心诚意地虚心接受和学习它吗？皋先生说“经历了二千年的发展历史，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水平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所谓“质的飞跃”是否就是说中医经典“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水平”已经大大落后于现代科学，或者说它们已经不居于同一层次？你所谓的“更为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所谓“胃喜为补”是属于中医经典的理论吗？我们今天应当“用现代科学标准去”“纠正”中医经典的理论吗？我认为，在对人体生命问题的认识上，现代科学还落后于中医经典的认识水平。在这方面，还并没有出现什么“质的飞跃”。
诚然，“历代医家对《内经》、《伤寒论》的注解和阐释，也大多融入了自己的认识和发挥”，但那都是在中医学理论本身的范畴内，通过学习和钻研而提出来的见解，而不是用中医学之外的其它什么“科学”来“阐释”或“纠正”它。
2、“现实”就是经典已经部分地“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了吗？关于“治未病”的研究，其意义都远远超过了“治已病”吗？我们不能以“治未病”的重要性来降低中医经典在“治已病”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实际上我们今天在临床上对经典的运用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后者。无论现在疾病谱如何变化，经典对于病机的论述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并没有过时。如果说对经典的继承还要什么“标准”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即看经典是否还能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用它指导治病还是否有效。我们今天对经典是应当“有所继承，有所舍弃”呢？还是要先继承，然后再论何处当舍弃？你还没有先继承，怎么知道该舍弃什么呢？
3、”求进”就是“用现代科学手段”来“阐释和发挥”中医经典吗？
皋先生说，对经典理论“新的阐释和发挥，应当是建立在用现代科学手段对其科学内涵研究阐明的基础之上”。看来皋先生是时刻不忘这种“科学阐释”，只有“科学阐释”才是最信得过的。这是不是要用现代科学来对中医经典的内容加以“重构”呢？既然是要重新建立一个什么“现代科学”的“基础”，这是不是对经典也要动一番大手术呢？
钱学森说，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接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我们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一“套”去“阐明”或“套”另一“套”呢？
综上所述，皋先生对于继承经典提出了他个人认为应当持有的正确的态度。无论是“敬重”也罢，“求是”也罢，“现实”也罢，“求进”也罢，皋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在说明：中医经典并不是如某些人那样看得那么有价值，因为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疾病谱的变化”，以及“借鉴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认识更加理性”，因此对中医经典的继承应持“大胆地怀疑和批判地认识”的态度。仅管他也不得不承认经典在中医学中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性地位，承认经典是中医的“根”，但从内心深处他还是把现代科学置于中医经典理论之上，时时刻刻想用“现代科学手段”来“阐释”和“发展”中医理论。
总之，此文貌似赞誉中医经典，而实际未必是真正地从内心深处“敬重”它。
皋先生如果真的“敬重”中医经典，推崇和热爱它，就不会说出中医“理论的真理水平还不够高”，“对人体客观生理病理认识上的肤浅和不清晰”等一类的话，也不会说出“要通过现代化建设，使中医真正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这不是明显地要把作为中医学基础的中医经典的地位取而代之么？这不是明显地对于中医经典地位的否定么？同样，他就不会说出“中医理论只有建立在实体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与现代科学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中医从古代科学水平走向现代科学水平”。也不会说出中医是什么“以感性认识为主的”真理，而“感性认识真理凭借人们的感官即可获得”。如果皋先生坚信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而不怀疑，就不会说什么“这曾经不容怀疑的‘真理’，在今天现代科学的映照之下就不再那么肯定了”，如此等等。通过这些，你还能相信皋先生说的对经典持“敬重的态度”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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