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對於中醫學發展的積極影響
中醫學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沃土，廣采哲學之長，形成了獨特的“醫學－哲學”模式，是其優勢性的體現。在這個模式的形成過程中，儒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文化發展的興衰曆程及其不同時期的治學之風，都對中醫學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 縱覽儒文化與中醫學的發展曆史，溯源循流，先秦時期孔學自成一家爲諸子之顯，中醫學以《黃帝內經》爲代表，理論初具體係；兩漢經學各守家法，醫分流派專門授受；隋唐諸儒上承漢說而治義疏之學，各派醫家禀經典集古書成醫論淵；宋明儒家以儒爲基援引道釋，金元醫家傷古方不能治今病，各創一派；明清儒學回歸，務求本義，醫家承此治學之風，研習醫籍經典，又能有所發揮而成溫病學派。而近世西風東漸，儒學被棄如弊履，中醫學也舉步維艱。加以比較，兩者之間的休戚相關並非是偶然，儒文化對中醫學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一中醫學濃郁儒家色彩的理論構建，
1 ）重人事、遠鬼神的傾向爲中醫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
作爲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儒學，盡管並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不把它作爲注意的中心，采取的是一種“敬而遠之”的理性態度。儒家的始祖孔子便“不語怪、力、亂、神”，並明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張“敬鬼神而遠之”。歐洲中世紀醫學停滯近1000年，其原因之一就是醫學掌握在以事鬼神爲務的祭司手裏，醫學與其他各門學科都處在教會的禁锢下，成爲神學的婢女。在中國，雖然自古以來都存在鬼神迷信觀念，然而在取得統治地位的儒學的“重人事、遠鬼神”的思想影響下，中國古代醫家積極從人身及人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本身認識人的疾病生死等現象，以人力從自然中尋求卻病延年的方法，而不是將疾病歸之於鬼神作崇，靠祈求鬼神來消災解難，這樣就推動了醫學的發展。中醫學能一直不斷發展而走在古代世界醫學的前列，也正是儒學的介入，醫學的醫字去掉了“巫”字的底。
2 ）孔子主張“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意爲學說要用於實際，以觀察其實效。
無關實用的空談不受崇尚。這種現實化作風影響到整個中國文化。在儒家務求實效的作風影響下，醫學家們注重臨床實用醫學的研究，中醫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臨症實用醫學的進步，臨床經驗的積累上，使中醫學朝著實用化、臨床化的方向發展。這樣的醫學緊密結合臨床，醫學直接爲當時的醫療實踐服務，造福於社會。中醫古籍絕大部分是臨床醫學專著便是明證。
3 ）獨特的藏象理論體係。
《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道家的崇陰抑陽，陰陽並重，崇陰尊陽，由崇陰、尊陽到崇陽戀陰的思想模式在《黃帝內經》中有明顯的體現，崇陰的思想如“陰精所奉其人壽”（《素問•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尊陽的思想如所“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在兩者基礎上崇陽戀陰的陰陽平衡觀如“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平衡，“陰平陽秘”，方能維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後世的溫補派大家，張景嶽，直接以君子小人來喻陰陽，
如果說，哲學五行的配屬，演繹了五髒的生克，那麽，從政治倫理的解釋更是天人合一的體現，在《抱樸子內篇•地真》雲“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者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者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素問•靈蘭秘典論》：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殁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治國在中醫的命名學上我們常發現有意思的現象：“心者，君主之官”。至高無上的特性使它主血脈與神志。“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其職能近似於宰相，主宣發和肅降。“脾胃者，倉廪之官，五味出焉”，相當於後勤部長，這乃“後天之本”，是人生存的後續力量。“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至於腎與命門，則是宋明理學、儒醫們大談特談的強項。君火，指心火，爲君主之官；相火，有相傅之意。古人雲“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實際上是用政治理論在論生理現象。在孔子的儒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試圖以“仁政德治”來改變貴族統治和王權的實質，而“仁政德治”則由三部分人組成：上有國君，至聖至明，神聖不可侮，“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中有賢臣，這是社會體制中可以改善和培養的決定環節。如能作到事上以忠，待下以惠，則是太平盛世。下有良民，民施政的對象。儒醫在潛意識當中，都有宰相的抱負和通才的自诩。所以對“相火”的論述尤其精彩、到位。“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甘於爲君火之臣使，司其職守，推動全身機能活動。朱丹溪在《格致余論•相火論》中說：“生於虛無，守位禀命……故謂之相……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皆相火之爲也。”相火於下位，爲命門之火，只有與君火協調好關係，各守其位，才能統領大局，凡有過，皆相火之罪也。但漸漸地學者的自負顯現出來，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天非此火（相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當知識分子在政治生活中過高地擡高自己的作用或出現某種錯位時，災難便會降臨。這就如同相火“爲元氣之賊”，有時生命也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4） 治國之略療病之方
關於治國之略也與中醫治療學上大體一致。大醫徐春甫在其《古今醫統》裏曾記：“郁離子曰：“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形政，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鉗天下，天下苦之，而漢乘之以寬大，守之以甯一，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有“上醫醫國”論，以治病之理說明朝代演替論。更精妙的，還有“病隨國運論”。清代徐大椿說： “天地之氣運，數百年一更易，而國家之氣運亦應之。上古無論，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張潔古、李東垣輩立方，皆以補中宮、健補胃，用剛燥於民，故丹溪以下諸醫，皆以補陰益下爲主。至我本朝，運當極隆之會，聖聖相承，大權獨攬，朝綱整肅，惠澤旁流，此陽盛於上之明征也；又冠纓朱飾，口燔煙草，五行惟火獨此義者，往往專以芩連知柏，挽回誤投溫補之人，應手奇效。此實與運氣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隨症施治，並執甯過溫熱、毋過寒冷之說，偏於溫熱，又多矯枉過正之論。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陰在內者，當用大順散、理中湯，此乃千中之一；今則不論何人，凡屬中暑，皆用理中等湯，我目睹七竅皆裂而死者，不可勝數。至於托言祖述東垣，用蒼術等燥藥者，舉國皆然。此等惡習，皆由不知天時國運之理，誤引舊說以害人也。故古人雲：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爲醫。”張景嶽的《中興論》也是非常精彩，有興趣大家可以參看。
二 “仁”的思想奠定了醫德的基調。
在人類社會活動中，支配人們行爲的最強大力量就是社會倫理觀和人生觀，以《論語》爲代表作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古代社會中占統治地位，必然支配人們的行爲活動，醫療作爲一種社會活動也必然受其影響。
什麽是“仁”?孔子說“愛人”(見《語論•顔淵》)。由於醫學的社會作用及其性質與儒家的忠孝觀、仁義濟世觀有一致性，張仲景主張醫生應當"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孫思邈更說:“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在儒士們看來，掌握醫術是一種義務，是實現其道德理想的手段，“醫者仁術，聖人以之贊助造化之不及，所貴者，扶危救困，起死回生耳。”（明 聶尚恒《活幼心法卷一》）明代名醫李梃在《醫學入門》一書裏專門提到：醫生“不可以過取重索，但聽其所酬。如病家赤貧，一毫不取”。明代另一名醫龔廷賢還特意著《醫家十要》來告誡醫者：“一存仁心，乃見良箴，博施濟公，惠澤斯深。……十勿重利，當存仁義，貧富雖殊，施藥無二。”個體之表現亦相當可觀，“……胸次獨恢廓。……杏且不索種，況問謝厚薄。會赴聖主君，乃志在丘壑。”
中 醫學家在千百年的行醫實踐中形成了良好的醫德醫風。他們把不爲名利，全力救治，潛心醫道，認真負責作爲自己的醫德標準。對此，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作了全面總結。他指出，名利思想“此醫人之膏育也”，是醫生最應忌諱的，如果行醫以收取绮羅財物，食用珍肴佳釀爲目的，那就是一種無視“病人苦楚”的“人所共恥”、“人所不爲”的行爲。他認爲，醫生的首要任務，應當是維護和保障病人的健康與生命，把人的生命價值看作是醫學的出發點和歸宿，把挽救病人的生命，看作是醫生的最可寶的貴財富。所以，他反複強調，作爲一名醫生必須“無欲無求”、“志存救濟”，對任何一個病人都要一視同仁，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處處爲病人著想。對“有疾厄來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娃，怨親善友，華夷智愚”，都要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親人；對治療中的風險，“不得贍前顧後，自慮吉凶”，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對病人的痛苦，“若己之心，深心淒槍”，不避“晝夜寒暑，飲渴疲勞，一心赴救”；對“有患瘡痰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惡見者”，要不嫌髒臭。他說：“如此，可謂蒼生大醫，反之，則爲含靈巨賊。”這種醫學上的人道主義，正是對儒家的“老吾老，幼吾幼”“人不獨親其親，獨子其子”“恻隱之心”、等人文觀念的具體體現。
三 大儒成就了大醫”
“學而優則仕”鼓勵下頭懸梁錐刺股的讀書人一直崇尚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理論並深受影響，作爲此理論的貫徹者“士”，“滿腹經綸須大展，休負了蒼生之願。”當公衆的、集體的抱負無以施展時，飽讀“四書五經”的士們則反過身來關注個人的角色。他們既不甘心與流俗爲伍，又深不願在官場苦苦掙紮，紛紛情願或不情願得逃入各個遠離現實政治的領域，“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的儒家理論則予此提供了一相當成熟的契機。，“士君子讀書孝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謂兼善者，故必待達而後可爲。至於獨善其身者，苟有愛物之心，必於醫焉。然後可以施其術活人。所謂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唐宋以來迄於方今，抱負精藝者往往列貴秩、班近臣，與他方技不同，亦可謂達矣。”（見：金實著《覺非齋文集•卷一九•贈醫士周以甯序》，
儒士大量滲入醫學領域，對醫學的發展非常有利，它提高了醫學的社會地位，提高了醫生隊伍的文化素質，提高了全社會的醫學水平，促進了醫學的普及，有利於衛生保健，有利於醫療道德的提高。同時，儒家濟世利天下的人生觀不但促使儒士們躬身學醫行醫，還導致了社會各階層高度重視醫籍的編撰和刊行，從而使得中醫書籍在古代各類科技書中在數量上遠超其他任何一門學科，也就促進了中醫知識的積累和流傳，爲中醫學的持久發展提供了條件。
儒學的大師，曆代有名的醫家無一不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深刻的把握，中醫人才的內在知識結構問題，盡管中醫藥學的發展需要知識結構各異的各種中醫藥人才，而在要求他們具有深厚的中醫理論和臨床功底方面則是共同的要求，這種“深厚功底”，不僅是醫學理論和臨床技能，還包括十分重要的中醫文化底蘊。也就是前面我們談的儒醫，(宋會要輯稿>：“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界士類，使習儒術，通黃素，明診療而施於疾病，謂之儒醫。”可見醫儒相通是中醫學的一大特點。“知儒通遠”．“知儒悟醫”也就成爲中醫人才識結構的重要特征。從古以來，從醫者何止百萬千萬，然真有成就、名垂青史者不足萬人，這名家都有很深的儒學造詣，“有大儒才有大醫”也就成爲帶有一定規律性的曆史現象。然而返觀我們現在的中醫藥人才，所缺憾的正在這裏，儒學素養普遍欠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對中醫藥學的理解和繼承。我認爲，要保持發揚中醫特色必須抓住“中醫人”這個第一要素，著力提高他們內在的中醫素養，而爲他們補上儒學這一課是十分必要的。
後記
儒文化與中醫學的發展曆程密切相關，儒文化的具體思想以及思維方式都對中醫學理論的建構和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儒文化思想的多元性滲透到中醫學中，造就了厚德載物、兼取其長、有容乃大的開放的中醫學理論體係，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醫家思維方式的構建，使他們博學強識、厚積而薄發，使中醫學的發展充滿了蓬勃的活力，曆史的車輪。又走在了我們的腳下。我們期待著，國學的春天，儒醫的春天。。。。
早一天到來。。。
摘自傷寒論檀：作者一知先生，仲學會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