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一以儒理为权衡”

在“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思想的启示下，历代很多的新安儒士或在科举不第、或父母患病医治不效、或见庸医误人而毅然决然弃儒弃贾，纷纷走上岐黄之路。由于他们许多人都是从小熟读经史儒学典籍，由儒而医，他们“一以儒理为权衡”,不仅能从深厚的儒学修养中培养出高尚的医德和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而且将哲学精华加以弘扬，在学习探索中医医理及医技方面的悟性极高，创新意识和发展观念很强，故而有许多新的发明与创建，著书立说而名垂医史。
    像这样的新安医家不是个别，而是一个大的群体。明代新安婺源名医朱日辉，早年学习儒家典籍，后专攻岐黄家言，他按脉审方，先后著有《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等多部医著。清代婺源王桂元，12岁即能遍诵四书五经，尤精读《周易》、河洛、理数及《参同契》之类。行医之余撰成了《内经探微》一书。清代康、乾间歙县人吴澄认为：“医之理即《易》之理，此理浩渺难穷，渊深莫究，惟《易》有以发之，而医则尤宣明之。”他以易理阐发内外损学说，充实发展理虚之学，强调医易相通，取易“变动不居”之义，将自己的医著50卷名为《不居集》。吴澄还结合自己的行医实践，创造了“补脾阴法”、制“中和理阴汤”、“补脾阳正方”、“资成汤”等，丰富了中医学的内涵。另如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皖休宁县海阳人氏，生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19年）。孙氏早年遵父嘱与堂兄一同经商，后有意弃贾而事医术，师从汪机（明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的门人黟县的黄古潭专研医学。为寻师访方，孙氏不辞辛苦，远历湘、赣、江、浙等地，遍访名师，广询博采，凡闻所长，均往请益，不问寒冬酷暑，三十年如一日博学勤访，故而学验俱丰，治病能决生死，名噪当时。孙氏受到《难经》有关论述以及《易经》哲学思想的影响，认识到“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中一物尔，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孙氏还对孙思邈的“易医同源”说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从“命门动气”和“三焦相火”两个方面做了突出的中医理论贡献，其撰有《赤水玄珠》等著名医书并于公元1583年在日本刊行，于朝鲜正祖年（公元1790年）康命吉摘录编入其《济众新编》，对日本、朝鲜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著名医家休宁东山里人方广，字约之，号古斋，因母身发赤斑，医者不辨，误治而卒。于是方广转入医学。其取朱震亨《丹溪心法》览之，见有内伤脾胃，身发赤斑之论，乃喟然叹之母病为庸医所误，从此其精研医学。方广游河洛。寓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不久便名著中原。学术上，方广推崇丹溪，对丹溪之学钻研极深，前后历时五年，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撰成《丹溪心法附余》。书中以病证、治方分类，每证之下，载述朱氏《丹溪心法》原文，后附群方，使法不离方，方不离法。同时又取丹溪《本草衍义》补遗，附加载辑崔真人的《脉诀》节要及王纶《明医杂著》于集中，力求对病机、药性、脉理、经络、运气及治法六者兼备，使学习者知所取法，而不惑于偏见。《丹溪心法附余》一书在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和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几度刊行，公元1611年朝鲜太医院奉命编纂大型综合医书《东宝金鉴》，引用了《丹溪心法附余》的内容。后又编入其《济众新编》。日本宽文十一年（公元1671年），喜左卫门将《丹溪心法附余》全刻本在日本刊行。
    还有吴正伦、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绮、张柏等许多新安医家，都在研习儒学中精研易理，以太极阴阳之说，察人身之寒热虚实，究元阳温补之法，形成了在中国医学史上富有地域特色的新安医学“温补培元”派，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宝库。（张贵才　安徽省黄山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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