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永远的大道国医”（转）

中医是“永远的大道国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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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起源于文字形成之前，与中华民族相伴走过万年以上，有着辉煌的历史，其突出的贡献是依靠东方哲学方法，建立了一整套独立的学术体系。向世界奉献了免疫思想哺育的疫苗技术，成为人类战胜传染性疾病的法宝。在炼丹追求长生的过程里，发现了炸药，启迪了后世的化学。历经近代坎坷，中医药对于SARS、甲流、艾滋病的防治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中医药诊治慢性、复杂性疾病，有着“大道从简”的智慧，对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取得医改成功，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中医药以原创科技体系的优势，在针灸的带领下已经走向了世界，必将在未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健康观念，关爱亿万民众一生一世。



关键词：

医学史、医学模式、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



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医药充满一种神奇的魅力：植根于五千年之前，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人们不禁要问：在近代欧洲文明强势东扩的时候，传统学问纷纷谢幕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中医学能够历尽坎坷，推而不倒、斗而不败，卓然挺立在东方的天空之下？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大力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中医学却能够招来五洲学子，并且以原创科技体系的面目走出国门，奔向世界，以丰富的果实哺育众多的生灵。

中医药学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领域。说它熟悉，是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说它陌生，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还无法完全揭秘中医药的科学性。

中医药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大道国医”。

说它“永远”，是因为中华医道、中华医术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走过了历史辉煌、近代坎坷，一同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它以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原始创新的未来价值，必将走向永远，造福于中华民族，也必将影响于世界。

说它是“大道”，是因为中医药演绎的是生命之道，是东方文化最注重的“生成论”。 “大道”的名称来源于《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是自然生成的，也是整体生成的；人体也是自然生成的、整体生成的，研究人的生命规律，就必须遵循“大道”，医术体现“大道”的作用。因此，中医学是“道术并重的国学”。

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类社会的本，就是人体本身，是“以人为本”。每个人的本，就是健康长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人的各种追求。中医主张“治未病”，在养生保健、治病防病、保障人体健康长寿方面，有独特的认识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中医学对于这些问题，已经反复摸索、研究了几千年。

一、历史辉煌，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相伴走过几千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装不下中医药的全部内容。因为人类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已经一百多万年，疾病的历史也一样长久，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也绝对不会只限于五千年。

从母系社会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开始，就萌生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概念，闪现出“阴可以补阳”的思想火花[1]。父系社会的神仙伏羲，他不仅告诉后人有关龙的传说，而且观天象，察地理，画八卦，说阴阳，《易经》的哲学由此奠基。神农尝百草，人类开始认识药物；黄帝坐明堂，医学理论逐渐成熟。到春秋末期，医缓、医和、扁鹊等医学大家，摆脱了巫术的束缚，把中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当然，这个科学与今天的分析、还原科学不同，是以整体观察、系统分析为主体的科学形态，其中充满了唯物、辩证、系统观的大智慧，是东方华夏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精气、阴阳、五行、脏象、经络、血脉、营卫是中医学的语言表现形式，辨证论治是其主要观念，汤方、按摩、针灸、导引、拔罐、穴贴、膏方等等是其实用技术。

汉末，华佗的外科手术非常高明，尽管他有先进的中药麻醉方法，但是由于手术创伤令人畏惧。因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不仅可以解救传染病造成的流行性危害，而且很多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疾病，也可以通过非手术的中药汤剂加以解决。所以，华佗的麻沸散失传了，他的手术刀也生锈了。形成了中医治疗外科疾病，也善于用内服药治疗的特色[2]。

魏晋之际，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葛洪的《备急肘后方》；南北朝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都是当时创新的杰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王涛的《外台秘要》、苏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官府组织校正、印刷大批医学著作，制定国家《和剂局方》，传播中医学术，都是古时的盛事。

在追求养生保健炼丹的时候，发明了炸药，开创世界化学研究的先河。

金元时期，中医开创了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刘河间倡导要用寒凉的药物治疗伤寒病，使张仲景以来治疗传染病的学术有了新发展；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把治疗内科虚损杂病的学术系统化，号称易水学派，其影响从明清两朝直到今天，一直被中医界津津乐道。

明代吴又可面对瘟疫流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在他的著作《瘟疫论》里，不仅讨论了疫病的各种表现和治疗，而且还对疫病的原因，提出了“各有一种异气”作怪的理论推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传染病病原的科学假说。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各有著作传世，号称温病四大家。当然，清代的温病大家绝对不止这四家，他们的学术水平尽管很高，也不是最高水平。

明清之际，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伟大创举，就是在中医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发明的人痘疫苗技术传到了世界各地。英国的琴纳，他小的时候就接种过这种疫苗，后来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良，发明了牛痘疫苗。法国的巴斯德，进一步引进再创新，制成了更多针对疾病的疫苗，使人类战胜传染病有了强大的医学武器。在消灭了天花之后，人们逐渐控制了很多传染病的流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是中医学最先向世界贡献了“原创的免疫思想”和“切实可行的免疫技术。”[3]

在中医学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时候，西方医学传到了中国，引发了中医界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二、近代坎坷，医随国运不堪回首

明清之际，西医学传入我国的时候，其长处在于解剖知识准确，并且建立了细菌检验、药理分析的实证体系，然而其内科治疗却远远没有达到中医学的安全、有效程度。但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一向主张“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在破解中国近代技术落后难题的时候，把批评的目标指向了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不仅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而且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医，都是革新进步的阻碍。因此，在“打倒孔家店”，推行“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里，中医学不被否定是不可能的。

1912年，北洋政府决心不发展中医教育，使中医从业人员陷入与时代脱节的境地；1929年，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竟然通过了限制、取消中医的系列提案。不少文化人热衷于批判中医，把丑化中医当做标榜自己进步的象征，甚至作为一种生活的消遣。中医界为争取治病救人的权利，为了传承中医学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办学校、办期刊杂志、出版专业报纸、学术著作，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不放过。然而，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扶植与支持，中医的衰落也就随之而出现了。拒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初期，中医从业人员约有80万人，建国初期减少到50万人，而西医则从几百人，逐渐增长到建国初的2万人。

建国初期，尽管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医”的战略方针，但是当时习惯势力一直左右着中医政策的制定。为配合消灭传染病而开展中医进修教育，是一项正确的行政措施。但是，进修的课程主要讲述西医知识，不提中医学术，并且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用考试甄别的方法确定中医的行医资格，却把西医知识作为评价的标准，造成了全国90%的中医从业人员“不合格”。因此，在1954年之前的中医事业，只能用“衰落”二字加以概括。

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歧视、限制、改造中医的错误做法，才挽救了中医药事业。今天，在我们探讨中医药事业走向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段历史，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4]。

三、现实作用，中医是不可或缺的医学力量

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1954年开始大规模宣传中医，让西医脱产或在职学习中医。这使很多不了解中医的西医人员，切实感受到了中医理论的深奥，中医临床疗效的可靠与神奇，因此，也培养出来一大批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员。逐渐涌现出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胆石症、宫外孕、针刺麻醉、小夹板治疗骨折、青蒿素等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现，大部分是在西医搭建的技术平台上，以中医药的传统理论作指导、采用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取得的。

1955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试图以当代的科学原理阐明中医药的原理，以及中医治疗所以有效的原因，把中医药放在大科学的背景里加以继承和发扬。

自1956年开始，陆续建立了各地的中医学院、学校，并且给予中医学生与师范生相同的待遇，加以大力扶持，为吸引有志青年学习中医、传承中医，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打下了基础。

当然，在“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学习中医”与“中医学习”的关系里，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医这一特殊的学术体系有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热情是一回事，是否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是另外一回事。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面前，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千万不可知道了一些中医的皮毛知识，就觉得已经看透了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学。尤其是方法不对、“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当然”地把中医说成不科学、“伪科学”！这样乱扣帽子，并不能表明我们的进步，恰恰说明了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无知。

1954年，当乙型脑炎肆虐的时候，石家庄的中医郭可明，按照中医温病学的理论，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好疗效。他的经验被推广之后，不仅挽救了大量的国内患者，也救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的命。他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赞扬。在推广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的时候，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些人趁机散布说“石家庄的经验不灵了”，也有人甚至说当初就是一个“假经验”。蒲辅周等名老中医结合当时的天气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在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又取得了世界水平的好疗效。这说明，中医治疗因时、因地、因人的辨证论治，的确是不可小看的科学理论。著名中医盛子章治疗梅毒数千例，有突出的贡献，获得卫生部金质奖章；北戴河气功疗法、重庆中医治疗痔疮、浙江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等等，一大批中医成果，先后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各地上报的经验，被印刷成册，加以推广。

文革期间，虽然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中医药事业更是一个重灾区，“拆庙赶神”使中医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文革结束之后，中央下发了78【56】文件，落实中医政策。1982年衡阳中医工作会议，确立了独立发展中医特色的总体构想。1984年国家把发展“传统医学”的内容写入《宪法》，1986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2003年出台《中医条例》，2009年国务院下达促进中医发展的【22】号文件等，一系列的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助推了中医药事业的复兴与发展。

中医药的现实作用是多方面的，仅就防治传染病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90年，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曾对1988年我国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的疗效，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以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过对比，其统计结果显示，中美的比例是1∶234。其结果令人震惊，中医药的巨大潜力于此可见一般。

2003年，SARS突袭地球，造成了瘟疫的大流行，全世界8000多人患病，其总的病死率是11%，我国大陆5000多病人，其病死率是7%，低于世界平均数。应用中医药治疗比较早、比较普遍的广东省，患者1000多人，其病死率仅为3.4%，远远低于病死率17%的近邻香港，更不同于病死率27%的台湾。因为香港、台湾的中医界，没有机会参加SARS疾病的诊治，现实的距大差距教育了人们。

我了个去，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