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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  拯救中医药 解铃尚需系铃人  
       笔者有感于《中国中医药报》刊载新颖所撰之“我们拿什么拯救你--中医”，将近几年对中医药现状及发展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整理成文，以抛砖引玉。企望所有关心中医药前途的人们都能拿起手中的笔，集思广益，为中医药这艘千年巨轮，走出尴尬局面，在维护全人类健康中更好地发挥其独具特色的贡献，图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医药遭遇尴尬， 谁人作祟？  
       “这病我们实在没啥好办法。你看，要不去找中医试试，看他们有什么高招！”乍看这句话，局外人兴许以为“中医还真不错，西医没辙了还建议吃点中药”。殊不知，曾几时起中医已经在人们思想上中烙下了“专攻疑难杂证”，“二线作战”的思维定势了。再有，现在许多中医院（甚至包括“三甲”这样最高档次的中医院或高等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研究机构）存在挂羊头卖狗肉，这些中医院的大夫们，比西医院的医生还会“开西药”， “四诊”参合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辨病辨证后，运用中药诊治疾病，除了在门诊部分老中医坚持用，住院病人一般很难“享受到吃中药的待遇”了，偶尔大夫们因病人或家属的要求，碍于“中医院”这块招牌，也会照教科书让管床医生或是实习生抄几张成方，有的滑稽到连剂量都不变，他们似乎把开中药方看成是最没出息的事，不屑一顾，更不谈“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治”了。  
中医从基本理论的形成到现代，历经几千年临床实践的反复摸索、验证，照理说应该是一门很成熟、很具生命力的学科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发展中医政策的不断落实，中医教育的规模也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以高等中医院校教育为主体、中等中医教育和师承带徒为补充的综合型教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的全国30余所高等中医院校和50余所中医药学校（包括15所开设中医专业的西医院校），在校生以达十几二十万：加之中医教育的办学模式更是形式多样、灵活多变：有全日制在校，亦有夜大函授，甚至远程网络教学。中医界“从学士到博士”、“从助教到博导”、“从主治到主任”热热闹闹，几世同堂，好一个人丁兴旺。在孕育大批理论扎实、临床过硬、经得起考验的中高级人才出炉的的同时：一部分挖中医墙角、拆中医台柱的“掘墓人”也随之流向中医药市场。可悲得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及其他社会因素的驱动下，”掘墓人“的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更可怕得是这些”掘墓派“中的许多人，摇身一变，活跃在”中医讲堂“上，大肆宣扬”中医无用论“。这些人在中医界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当他们到了需要打中医牌子的时候，比谁跑的都快，打的都响。他们在为一些保健品厂家做咨询的时候，穿上白大褂，在导牌上把能想到的全写上；如，“某某，出身中医世家、精研岐黄、师承某某著名中医学家，擅治各种疑难杂证”等，反正别人又不知道他的老底，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钞票一到手，回到学校便又干起了数典忘祖、吃里爬外的勾当。不知是谁赋予他们这样宣扬谬论的权利？他们自己没有汲取中医精华，在学术上没有建树，自己本来是想“空手捉鳖”到中医界来“淘点金”，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心理不平衡！  
  砸中医牌子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医的这些“掘墓人”。一般人他对中医知之甚少，没底气，不敢妄加评论。而这些“半瓶子醋”仗着自己对中医的一些粗浅的认识，比谁晃的都凶，张牙舞爪，挖老祖宗的坟，弄的中医界“酸气冲天”！今天笔者在这里绝无指桑骂槐之意，望那些辛勤耕耘在中医界的专家学者门见谅！  
中医生们，你们都在忙些啥？
“鲁迅曾写《彷徨》与《呐喊》两本书，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国民心态。如今中医院校的很多学子也同样处于困惑彷徨阶段，而我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医的振兴摇旗呐喊。”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的这番话，既反映了中医教育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又表达了一代中医巨擎为之拼搏的雄心壮志。这位耄耋老人的一声声“呐喊”，呼唤有识之士都来关注中医教育，从而振兴中医药事业。 每个学中医的人心中都有一份难解的中医情结，中医药是瑰宝，中医药有优势，中医药要发扬光大……但反观现实，无助、迷惘、困惑、还有些许莫名的悲伤，却常常笼罩在现代中医人的心头，挥之不去。中医药怎么了？在离开其赖以生存的东方哲学的土壤后，中医药在现代文明筑起了钢筋铁网中如迷途羔羊般左冲右突，努力地寻找着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却最终失去了方向……中医药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中医药发展的源动力何在？
作为中医药高级人才培养的第一站，也是中医学思维方式形成的关键阶段的中医本科学习阶段,随着自99年开始的扩招，中医院校也是人满为患，那么针对目前中医出现如此青黄不接的的局面有人也许要问了，这些每天行色匆匆的“中医生”都在忙些啥呢？英语，计算机，考研是当前中医院校本科生的三大永恒主题和奋斗目标迫于形势，找工作时为了考证书，也就无形中比别人多一次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来算一笔帐，你也许会异口同声地说：“照这样，全国只需开三所大学了，一是外国语学院，二是计算机培训中心，三是考研辅导班。”在中医院校，每天早上听到的不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太阳病……桂枝汤主之”，而是“Compose， luck……”，学生中持有率最高的要数英语单词表了，比外国语学院的持有率还高。他们上课看，自习看，做模拟卷，背单词，有的甚至连做梦都在讲英语，编程序，有些学生为了减少干扰，逃课去上四六级辅导班，计算机培训班，全身心地强攻英语，计算机，因为学位证要它，找工作要它，就连最直接利益的奖学金更是要它，有的学校甚至把英语，计算机与入党挂钩，专业课补考甚至重修都没有关系，只要累计科目不超标就行。那些中医学的好的，在学术上有创新精神的不被重视，相反，英语好的，计算机过级的被老师（辅导员）学生奉为偶像，可悲的是学生都是哑巴英语，除了会做卷子，还会什么？建议英语四六级证书前加一定冠词“考试四六级”，我不知道59分和60分在能力上有多大区别，有的人为了那一分，甚至花上一年多的时间。英语和汉语一样，作为一门语言，是为了更好的掌握本专业而服务的，如果这样一种工具到了非但不能促进反而起到束缚专业学习的时候，它的利弊有必要权衡一下了，高考应试教育的“遗风”，到了大学还要继续上演吗？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当然这里不是全盘否定学习英语，但要考虑到中医教育的具体情况，医古文就是中医的“外语”，不加强医古文的学习，能看懂古籍吗？能具有“淘金”的资本吗？如果是为了更好地与世界交流，可以开设专门的“中医涉外专业”或是“中医翻译专业”，不仅要培养讲英语的德、日、俄等都有，这样的专业性培养比现在的泛泛要求“大撒网”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近年来，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更是异军突起，许多学生一口气从“学士读到博士”，许多临床专业的中医博士，毕业后连张方都不会开，只会做空头文章。“以人为本”，学医宗旨，也不知忘到哪去了。再有，许多学生为了考研，不惜放弃考研外的科目，更有甚者，对实习也是做取消处理，学校安排了实习单位，找人盖个章，在家里安心备战考研。笔者认为，对于临床专业的研究生应像职业医师考试那样，需要有一个工作经历的缓冲，这样，可以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有针对性地攻关，不至于只求个硕士博士学位，其他啥也不管。再有，现行的考研体制与中医发展不能协调，许多中医根基很深的人，由于英语不好而失去再次深造的机会，而那些基础一般的人凭着自己在英语方面的优势便轻易地压倒了对方。前面已经说过，在本科阶段在英语上的时间已够多了，在研究生阶段，这样的覆辙还要别人重蹈吗？我们面临的毕竟是13亿说中文的人，面临研究的毕竟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蕴育而生的中国医学。医古文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建议充分重视医古文能力的考核（现在的中医职称考试不是医古文与英语并列的吗），不说替英语，至少应是加试。从政策上的这种倾斜，所收到的效果，远大于社会力量的呼吁，因为只有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挂钩了，学生才会在思想上重视，并且落实在行动中，从而无形中整体提高了中医学生“据高”“探险”的水平。
目前中医界普遍存在“赶时髦”的 弊病，这种流弊的根源实际上是源于对中医现代化 的歪曲理解（这是一种望文生义），许多人（包括我们的科研主管部门），简单的把现代化与实验划起了等号，在这种指挥棒下，申报课题，总是想着法子去附个实验，这样，一则容易批，二来在经费上也能争取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一些杂志、期刊见到实验值就“犯晕”，有些文章的数据是水淋淋的，但迫于现代化的需要照登。每年的国家级、省级、地方立项、结题项目那么多，这些年来，真正将实验 成果运用到临床实践的（除去部门新开发研究的项目）有多少，我们的科研主管部门是不是该静下心来算算这笔帐了？有些论文（包括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单位承研的课题）实验还没做，结果数据都出来了，照着数据去设计实验，想叫它怎样变就怎样变，反正又没有人去验证，鉴定组专家更是阵容庞大，但都直接间接与作者有一定的关系。那种实验重复率极小，或者只有作者本人可以做出来。举个例子，据不完全统计，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与伤寒有关的著作近3000种，自1950年至今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公开发表与《伤寒论》有关的文章达17000余篇，这其中是良莠不齐，有一些的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也有一些是为了做文章而做的文章。如：四逆散的研究中有人造一些胆石症的老鼠模型，给老鼠喂四逆散，对照组，实验组，再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四逆散对胆石症有明显缓解症状的功效，数据一综合又是图表又是PH值的，一篇论文完成了，一项科研结题了。但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可想而知。张仲景在1700多年前就知道四逆散具有 透邪解郁，舒肝理气 的功效，经历了千余年的临床实践，总算到了“中医现代化”时也要拿出来，再验证一下，有这个必要吗？像这种毫无创新价值的验证型实验不要也罢。再有，关于中医脉象的研究，脉象仪实验搞了几十年，花了经费，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外无一家医院的中医在用脉象仪号脉，这种研究的初衷是好的，研究者想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来使脉象的研究更具有实验性，但是这里 明显忽视了它不具备量化的指征性，脉象阳性是一个加号还是二个加号。岂能如 西医实验检查那么直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医也就没那么神奇了。  
              “教、科、研”三关，请拿好你们的指挥棒  
中医研究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这所宝库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关键要看 你怎么开发了，最近笔者欣喜地看到有关学者抓住SARS这一主题 ，重温《内经》时，对遗篇中“三年化疫”问题的研究 时， 发现与SARS相关载述的惊人预见，在目前研究遭遇冷落的大环境下 ，能坚持对基础理论的挖掘工作的人是不多了，而针对这次发现，使得许多原则性的理论都受到相应的冲击。作为科研部门，你们手中的指挥棒至关重要，已经关系到中医药大军的研究方向问题，不要见到实验就“开绿灯”，应该考虑到中医研究的特色。同时，  要深化中医教育改革，培养一批“铁杆中医”。
  　　现代中医的科研，通常要借鉴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其实，历史上中医也有过实验研究。《本草纲目》转述八世纪陈藏器关于脚气病的病因，认为本病与食白米有关，并说：“小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这其实就是一种验证病因的动物实验。古代也有对照研究，如据文献记录，鉴别党参真假时，以两个人嘴里嚼着党参跑步，看谁坚持得久则嘴里的党参就是真的。这就是对照实验。最早的实验诊断方法也出现在中国，晋唐时代，医生为了观察黄疸症状的变化，逐日用白布浸染病人小便后晾干，加以比较就可以知道每日黄疸病情的进退。应该说，在实验研究方面，古代中医有很多创造是走在世界前面的。  
     不过，中医后来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动物实验这条路走下去。是不是不走实验研究的道路，中医学就没有发展呢？历史证明不是。中医历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有赖于新的科研成果出现。当然对科研的理解，我们不能局限于实验一途，不能说不搞实验的中医就不是科学研究。下面不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回顾一下中医学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汉代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对临床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张仲景的主要著作《伤寒杂病论》，可以说就是他的科研成果，这一科研成果是如何得出来的?张仲景的科研方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九家，经方十一家，所谓“勤求古训”，“训”就是理论；“博采众方”就是整理众多经方家的方药。张仲景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的成果，主要是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经》中把晋代以前中医关于脉学的研究作了一次整理和探讨，整理出24种脉象，至今仍在应用，并没有过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到了隋代，巢元方研究病因学、病理学，著《巢氏病源》，这也是一种研究。唐代的王冰，专门研究《内经》，做了很多订正工作，整理出最流行的版本，另外还补充了七篇大论，中医理论的很多精华都出自这七篇大论，这也是了不起的科学研究。  
   唐代著名的药典《新修本草》，宋代的本草巨著《证类本草》，还有宋代官定的方典《和剂局方》，都是众多学者悉心研究的成果。宋代还有一项更重大的科研工程，就是点校医书。点校，即把错字校正，句子理顺，然后加以注解。政府组织了一批文人和医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开展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至今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医学经典，多数是经宋代点校后流传下来的优良版本，这对医学的普及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有人认为点校不是科研成果，实际上为了点断一句话、校正一个字，往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比较各种版本，而且单纯文字比较还不行，还要用医理来推理。所以点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要花费大量心血，其结果往往影响到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好的注解也是有创造性劳动的，所以点校等文献整理应该属于科研工作。  
   宋代的医学普及和哲学上的争鸣，带来了金元时代的医学争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以李东垣为例，他可以说是创立脾胃学说的鼻祖，广州中医药大学现在还设有脾胃研究所，研究脾胃学说反映出李东垣的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李东垣是怎样取得研究成果的？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宋金元对峙，战乱连年，社会上常见的疾病，跟过去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例如《伤寒论》时代出现的发热，多为伤寒，用六经辨证；但李东垣所见的发热，多属内伤，他经过临床研究，对外感和内伤发热作了鉴别，认为内伤发热不能用黄芩、黄连、黄柏等苦寒之药，而是要用黄芪、党参、白术这些甘温的药来除大热。即所谓“甘温除大热”，是退39度以上的热，吃黄芪、党参能退烧。举例如我校一位毕业生的母亲，膝关节手术后发热，每天38～39℃，曾用各种最新最贵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治疗近一个月，发热如故。邀我会诊，我按甘温除热法，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该学生不敢与服，晚上电话询问，我让她先服半剂，2小时后无不良反应再服半剂。第二天学生来电话，病人睡眠较好，精神略佳。嘱其日服2剂，体温逐步下降，上方加减调理，半月后治愈出院。现代一些年轻医生受到西医的影响，碰到发烧，就按感染处理，上抗生素，或用中药的清热解毒药。实际上有的病人不适合这样处理，反而用补中益气汤或其他补益药能退热，这种“甘温除大热”的成果，到现在还是超过世界医学水平的。李东垣的科研，完全立足于临床，取得的成果能突破前人理论禁区，有效指导临床。  
    中医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温病学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真正把温病学说树立起来的医家是吴鞠通，他的著作有《温病条辨》。吴鞠通又怎样研究写成本书的呢？从《温病条辨·序言》可知，他受到刘河间、朱丹溪和吴又可《温疫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则是叶天士。叶天士对温病有重大的创见，但没有十分系统的著作，主要思想和经验反映在《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中。《临证指南医案》是他的学生收集他的医案，加以整理和评论而成，这个工作也是科研成果，既整理了老师的经验，也有自己深入的体会。吴鞠通进一步发展叶天士的学术，他的《温病条辨》不但确立了温病学，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还整理了叶天士很多临床处方使其成为名方，使温病的方药得以丰富。他能够以叶天士的学术经验为材料构建新的大厦，是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温病学说的理论，在今天治疗各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包括SARS，处处在发挥作用，这一含金量极高的成果也是科学研究实践的产物。  
    明代还有世界性的药物巨著《本草纲目》出现。李时珍一生用三十年的时光研究中药，写成《本草纲目》，流传世界各国。他取得的成就，除了来自深入地文献检索和广泛地实地调查外，也不能忽视李时珍的临床实践，他常常根据临床应用的反馈来订正药物的药效说明。李时珍的成就超越了医药学的范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  
    清代有革新精神的王清任(1768-1831年)，使人敬佩。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有如盲子夜行。他三十岁时遇疫病流行，不避臭秽到荒野观察弃尸，研究脏腑，他说；“犬食之余，十人之内，看全者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者不下三十余人。”因而著《医林改错》一书。但可惜其解剖部分，对后世除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外，其余无何影响。该书四分之三的篇幅论祛瘀法之运用，其30多张独创之方剂影响深远。这几十张新方充满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如祛瘀不忘益气，就源于《内经》气血之论，他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从而又发展了传统理论。反观当今之研究血瘀证者，却把“气”丢了，因此虽做了不少费力的研究，但仍然未有超过王清任也!反而自王清任之后用王清任之方药治病取得很大的成绩，至今仍可以说是超过世界之水平。例如民国时期治天花、鼠疫，解放后治出血性、缺血性中风、腹部肿瘤、不孕症、战伤之血胸等。足见中医之系统理论并未过时，离之则事倍而功半，从之则事半功倍。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医学的发展必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以我为主，就是以中医的系统理论为主导，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多学科相结合以求发展。传统中医的研究方法，是宏观的，但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说明不只是微观研究才是科研。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是宏观加上微观，那就不同于往日了。（此段引用邓铁涛教授语）  
                谈提高中医临床素质的迫切性  
中国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其独特的防病治病理论体系，为我国人民的预防保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西医的快速发展，和中医人才的“后继乏术”，中医阵地萎缩，中医临床应用率下降的现象严重。一些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又不愿意从事中医药工作，临床上动则西药，本来在学校里学的就不深不透的中医理论知识，几年后基本上就忘的差不多了，根本就不会用中医看病。有的为了突出中医特色，也开点药，特别是对住院病人开中药，基本上是抄录书本上的标准证型，一方到底，没有加减变化。住院多长时间，此中药方剂就服多长时间。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做表面文章，而不是真正地应用中医理论辩证施治。这种现象不是哪一个医院如此，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上海中医药大学匡调元教授一语切中时弊：“所谓后继乏术，不乏抄书之术，是乏凭四诊八纲辨证施治而能治病救人之术”这样下去，中医就名存实亡了。  
      吴仪副总理对中医药继承和发展工作非常重视，提出了“名院、名科、名医、名厂、名店、名药”的六名指导精神，极大地鼓舞从事中医药人员的斗志，振奋人心。给中医药的振兴注入了活力。“六名”指导中，又以名医为核心。只有培养更多的名医，才能创造名院。面临着当前中医的现状：中医人才的断层，匮乏，西化等。如何培养名医，创造名院，我认为加快提高中医理论和中医临床素质培养是当前的核心任务，也是艰巨而急迫的任务。下面仅就培养和提高中医临床素质的必要性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时代需要高临床素质的中医：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医药学是我国传统科学的特色，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来源于我国民族生活和生产实践的直接经验，又深深根植于中华问哈之中。他有着难以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医疗保健优势，经历了几千年临床实践的检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可靠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今天都已被现代科学而取代。而中医药学却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日久弥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 疑难杂症寄希望于中医；越来越多的中医爱好者到中国学习中医；越来越多的国家准许办中医院校，中医医院；越来越多的新的病种如SARS等要靠中医来突破……中医药将要肩负历史重要的使命。  
     钱学森先生说过：“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科学家的预言是有根据的。20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取得诺贝尔奖的智慧之星聚集纽约，讨论一个问题：“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是惊人的一致：健康！可见，21世纪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时代呼唤中医，健康需要中医，中医要在21世纪继续为人类的健康做贡献，必需要不断的加强自身的实力，提高自身的素质，时代的需要，培养一批高临床素质的中医人才迫在眉睫。
二、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和发展之本  
        中医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世界人民的青睐，是因为她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在当今西医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我们中医仍然能够生存，能够发展，关键就是有疗效。中医有着独特的理论，她是以人为本，与天地相参，脏腑经络，卫气营血及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体系，又用这些理论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辨证施治体系，依据客观实际，重视人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创造了许多非常丰富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方法。几千年来，在为人民健康保健中做出了辉煌的成绩，被世界人民认可。但是疗效不是凭空说出来的，是要真正去掌握她的理论，并真正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才能产生良好的疗效。当今中医的现状，令人担忧。必须加紧培养 高素质的中医人才队伍，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如何引导中医临床医师对中医的牢固信心，是中医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衡量中医教育成败的标准。几十年的现代中医教育培养的中医人才，为什么有人改弦易辙，有人半途而废，有人身为中医却在行西医之道？就是因为缺乏信心。因此，信心是中医入门的一个标志。只有树立了信心，才能够学好中医。邓老说，很多出身于中医的人就是对中医缺乏信心，一学了西医，就用西医化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把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抛掉了。  
  　　 信心是靠疗效建立的。邓铁涛说，广东省中医院邀请全国15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名老中医带徒，通过这些老中医的实际治疗效果，给学生鼓劲，让学生信服，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一个脑挫伤的头疼病人，只能靠打杜冷丁维持。上海的名老中医颜德馨开了两剂药，说是一剂药就能治好。开始学生还不相信，结果一剂药吃下去，患者头疼就好了。在这样神奇的效果面前，谁还能不心悦诚服？通过这些名师的带动，可以扭转青年骨干的思想认识。实践证明，只有树立对中医的信心才能够学好中医。  
  
  
  三、中医之发展需要切合可行的政策保障
    一个远见卓识的管理者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质量和效益，还有科研和人才。一所现代化的医院，如果只有华丽的外表，没有高水平的医疗做保障，只能是金玉其外，徒有虚名是不能长期被患者认可的，而只有加强对现有人才进行培养。真正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中医人才--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才能使医院的不断发展，长久地生存。因此，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各个中医院的领导，一定要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措施，切实保障中医高临床素质人才的培养才能进顺利开展并行到底。  
  四、熟谙医经典籍，夯实理论功底为基础  
  古人言：“辩证，察脉，立法，处方者。不深谙医经典籍，岂可拟方”。把握中医学的源头，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是历代医家与疾病做斗争的结晶。只有熟读熟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才能真正掌握中医
辨证论治的精髓。同时也要注重各家学说的学习。各家学术丰富了中医基本内容，也记录了中医的发展和提高历程，通过对历代医家著作的学习，丰富学养，可以从中受到启迪并可激发创新火花。  辨证论治的精髓。同时也要注重各家学说的学习。各家学术丰富了中医基本内容，也记录了中医的发展和提高历程，通过对历代医家著作的学习，丰富学养，可以从中受到启迪并可激发创新火花。  
五跟师临证授业解惑好处多  
  “从师受学，向谓习医之必由之径”这是古人对师承重要性的精辟概述。名师指导可以缩短实践领悟和探索解惑的过程。我国自1990年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教学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中医药高级人才脱颖而出。在第三批老中医药学说经验继承教学工作新闻通气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佘靖局长指出，“第一、二批继承教学工作的实践证明，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培养高层次中医临床和中药技术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本人认为，通过举办各种层次的师带徒，充分利用老专家的丰富经验，“传、帮、教、带”，是高临床素质人才培养的当务之急，宜速不宜缓。
六、苦练内功，着重在辨证论治上下功夫  
  中医之核心在于临床，临床之核心在于辨证论治。从方法论上讲，辨证论治具有“系统思维、讲求程式套路”、“个体特异性和证候随机性”、“辨证理路多元化”、“重视医家创造性”等特征。辨证论治，融辨识病证和治疗为一个体系，辨证侯、识病因、酌轻重，旨在确立和优选治法，落实于方药。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中医也需要适应时代科学知识，发展自我。比如，我们要利用现代影象学知识丰富我们的脏腑望诊。吾师张炳秀教授在治疗肺系疾病时，常常采用X线扩大望诊视野，更清楚地认识肺部病灶的性质，从而帮助辨证施治，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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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我们实在没啥好办法。你看，要不去找中医试试，看他们有什么高招！”乍看这句话，局外人兴许以为“中医还真不错，西医没辙了还建议吃点中药”。殊不知，曾几时起中医已经在人们思想上中烙下了“专攻疑难杂证”，“二线作战”的思维定势了。再有，现在许多中医院（甚至包括“三甲”这样最高档次的中医院或高等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研究机构）存在挂羊头卖狗肉，这些中医院的大夫们，比西医院的医生还会“开西药”， “四诊”参合现代医学检测手段辨病辨证后，运用中药诊治疾病，除了在门诊部分老中医坚持用，住院病人一般很难“享受到吃中药的待遇”了，偶尔大夫们因病人或家属的要求，碍于“中医院”这块招牌，也会照教科书让管床医生或是实习生抄几张成方，有的滑稽到连剂量都不变，他们似乎把开中药方看成是最没出息的事，不屑一顾，更不谈“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治”了。
   该文讲得是中医中的纪实。值得中医同仁深思、蒋新民不材推介中医手段还让些人误以推销产品，我说让物尽于识家、唤起新人用现今技术武装中医才是初衷！光斗嘴不行。上文我读了2遍回味许多。这也是我上次论坛之收获。

如：四逆散的研究中有人造一些胆石症的老鼠模型，给老鼠喂四逆散，对照组，实验组，再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四逆散对胆石症有明显缓解症状的功效，数据一综合又是图表又是PH值的，一篇论文完成了，一项科研结题了。但到底有多大意义呢，可想而知。张仲景在1700多年前就知道四逆散具有 透邪解郁，舒肝理气 的功效，经历了千余年的临床实践，总算到了“中医现代化”时也要拿出来，再验证一下，有这个必要吗？像这种毫无创新价值的验证型实验不要也罢。再有，关于中医脉象的研究，脉象仪实验搞了几十年，花了经费，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外无一家医院的中医在用脉象仪号脉，这种研究的初衷是好的，研究者想通过具体的量化指标来使脉象的研究更具有实验性，但是这里 明显忽视了它不具备量化的指征性，脉象阳性是一个加号还是二个加号。岂能如 西医实验检查那么直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医也就没那么神奇了。  
“中医现代化”的提出，若按西医之想法，中医不仅是无望。文化的侵略者也指出中医要现代化。但要去中医之“心”。警惕同时强中医之本，要建立在临床上和百姓的信任和依敕中！

路过

呵呵。。。

所有刻骨铭心的爱都灵魂游离于床上的瞬间！

平常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