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再谈《一个令人不解的谜》——提高国民素质
不久前，我写了篇《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向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但又回避不了的问题：当今社会，大凡在六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大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读鲁迅的书长大的。按理，这一代新人所造就出来的社会，当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出现，为何反而出现了与此相反的“高风险社会”？我认为首先是文化的灭亡，蒋庆先生在《政治儒学》中说得很对：“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災难。”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亡，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体验，西方文化又不适宜于中国，那么中国适宜于什么呢？康晓光在《世纪大讲堂》演讲中说：“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他说，“康有为问，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与中国生死与共呢？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一个不解之缘是怎样结成的呢？康有为说，首先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高山大河，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而是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数千年的文明教化，还有无数的圣哲精英。有了这样一些自然的、血统的，还有这样一些文人和文化的东西，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观可乐，这样的话，当这些中国之魂融入一个人的身心的时候，他才能跟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了中华文化，它就能发辉出一种巨大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无论是法律还是暴力和强制，都是不可替代的。（见2004年2月22日《中国青年报》）所以我当时从文化方面解释了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要复兴中华文化，要重新建立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关键还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如果不从提高国民素质着手，复兴中华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认为，种种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信息、设备、资金都可以从国外引进，惟独国民素质无法从国外引进，只能靠自己来培养提高。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训和災难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会在中国国土上出现致命的“败血证”祸害终生。
中国是一个有过两千年专制独裁制度的社会，推翻这个专制独裁制度还不到一个世纪，对于专制独裁的流毒不但没有肃清，反有恢复专制独裁制度的趋向。在专制独裁者面前，没有是非之分，只有顺逆之别，即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言的耻辱和沉重的災难，这场浩劫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并持续10年之久，标志着中国又恢复到了秦始皇时代的专制独裁，这种专制独裁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不但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反使国民素质愈来愈低下，铸成了国民的草民心态和主奴意识，全无个人的独立人格了。
显而易见，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原因有二：①、国家的体制方面；②、国民本身的素质方面。
一、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和不完善之处。这种弊端和不完善，同样会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会滋长、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说：“制度是决定因素”。又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治国的关键，在于“法治”还是“人治”。在20世纪50年代，在“法治”与“人治”这个问题上，我国就展开了一场较量。1958年有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在成都会议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到1959年，“要人治不要法治”已成定论，全国各地的律师机构全部被撤销。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出现了一件法律被恣意践踏的大悲剧，震动极大。这就是“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比他权力更大的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居然失去了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力，没有了人身自由，他虽然拿着《宪法》，却也无法维护他的尊严；最后在未经任何审判、在没有撤掉“共和国主席”的情况下，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直至含冤而死。说明这时的国家专制独裁已是登峰造极的了。解思忠在《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中说：这时的中国“，只要上面有人点一下谁的名，随便来几个佩戴红袖章的人，说揪斗马上就揪斗，说抄家马上就抄家，说打死你马上就可以打死你。”这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
究竟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法治”呢？
所谓“人治”，就是以掌权者的个人意志治国，人治的社会，其法律主要是用来约束被统治者的，表现为个人的以权压法，以言代法；还表现为政府的以权压法，以政策压法。在人治的社会里，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政府不允许做的，公民便不得做。领袖人物的素质、性格、好恶，乃至一时的情绪，在人治中起着重大的、关键的作用。1959年康生公然蔑视宪法，他说：“什么宪法！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大的法！”还有人说：“宪法？宪法还是我们制定的呢！”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陈独秀，经过多年的反思才觉悟到，在1940年《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同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他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只能是领袖的独裁。”（见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难怪康生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大的法！”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的专政。”说明中国是提倡“人治”根本就不给“法治”一席之地。所以在中国国民的眼里，政府的权威大于法律，故有“法大不如权大”、“权大于法”之说。
所谓“法治”，就是以体现人民意志与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国。表现为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说：什么是法治呢？“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上至政府主席下至地方军官都不得违反法律。实行法治的前提首先是要有一部保障人权的宪法，并且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违者必须受到制裁。在法治社会里，对公民来说，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你尽管做就是了；对政府来说，是“法无授权不得为”——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便不能去做。199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结束了我国“民不告官”的历史——政府部门如果违法，老百姓便可据此提出诉讼。前面提到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只因毛泽东一张大字报，不要证据，不经审判，就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虽拿着《宪法》也没能保护自己，以致含冤而死。显然在毛泽东面前，《宪法》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国家主席尚且如此，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百姓呢？所以有“民不与官斗”、“下级不与上级斗”之说。
两千年前，西方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由一个最好的人或一部最好的法律来统治，哪一个更为有利？他主张法治。他认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因而不会偏私；而人是有感情的，有可能偏私。法律是由许多人制定的，多数人的判断总比一个人要好些。因此，实行法治，简直就等于实行“神治”；而实行人治，则如同引进了一头野兽。显然，“法治”比“人治”要好。
“文化大革命”之后，尽管没有人再赞成“人治”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出现了“要法治还是要法治和人治相结合”的争论。本来法治和人治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且互相排斥的，要“法治”和“人治”两者相结合是不可能的。说明总有那么一些人崇尚人治，对人治寄予希望。其实，由人治走向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近来，虽没有人讲人治了，但仍可以“人情大于法”。人情，即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这本来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不把它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就变成了人治的帮凶和腐败的染缸。如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其警卫张金龙用刀砍死，成为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大丑闻。张本来就劣迹斑斑，其父了如指掌，为了让儿子能去当兵，就花钱买通关口，将张送进了部队。张金龙虽已伏法，但却显示了“人情大于法”的严重后果。现在不就养成了办事情得首先找门路、托关係、送红包的不良社会风气吗？
目前，虽大讲“法治”，却将“法治”的对象转向了，不是以法治政、以法治官，而是以法治民。结果“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又陷入了“权大于法”、“政策大于法”的泥坑。酿成了事故蜂起的“高风险社会”，社会秩序自然也就愈来愈乱了。现在拨乱反正，已下决心将法治对象扭转过来，明确走向“以法治政”、“以法治官”的轨道。如果能认真贯彻执行，那我们党有希望了，我们国家有希望了，我们民族有希望了，我们百姓也就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二、国民素质：自从建国以来，国家遇到许多问题和出现许多错误，无不与陈旧观念的阻力有着密切的关係。明确地说，与国民素质低下有着直接的联係。所谓“国民素质低下”，就是指中国国民成了所谓“传统人”。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就是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中而不求变革。而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腐朽制度就依靠这些传统人，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他们。而这些传统人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统治者有意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如“自由”的本义是美好的，人在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可是在中国却给“自由”以“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所谓“自由主义”的含义，并著有《反对自由主义》专文进行批判，说明“自由”在中国是不容许存在的。胡适说：“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说明国家主义者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
又如“个性”一词，在中国个性有强弱之分，个性弱是“可爱的”，而个性强，却是一个人的缺点。所以“个人强”往往被指责为“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一个人一定要有个性，而且个性要强。因为个性，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人的才华通常是由人的个性表现出来的。如果人的个性过分遭到压抑，必定导致心情不愉快，精神萎靡不振，做起事来也缩手缩脚，顾虑重重，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干。所以对于个性弱的人来说，为人处事只有小心翼翼，什么自主自强，出类拔萃，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对于一个追求事业有成的人来说，具有独立见解与创新精神是必备的条件，只有个性强的人，为人处事才能有声有色、生气蓬勃，勇往直前，才能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用胡适的话来说，个人主义强的人，对人类负责任的责任心也强。他认为个人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必须认识个人肩上的重任，必须勇于承担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重任。所以，我们认为，个性强是一条难得的优点。 又如“素质教育”一词，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令有啼笑皆非的。有一年学校提倡素质教育，家长们都感到新鲜。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明白：学生只知坐在教室里读书，这是低素质教育，是读死书；应该离开教室，参加唱歌、跳舞、绘画、各种比赛；参加体育活动、野外旅游，并学会煮菜、煮饭。这样素质教育的结果，学生普遍成绩下降，更加贪玩了，家长们有意见。於是又提出：素质教育是指提高文化素质而言。文化高就是素质高，这样一提，学校的学风有了好转。但究竟什么叫素质？我认为对“素质”的含义必须弄清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素质，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人本来的性质是什么？根据胡适的话，“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说明人的素质，就是指人的思想。应该说，人的素质指文化素质是错误的，指思想素质却是对的。可见混扰是非，把思想搞乱，是一切统治者惯用的技俩。
一切统治者极力提倡国家至上，极力贬低个人作用。说什么价值寓于国家群体之中，个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于是个人应当为国家群体牺牲，一切是非真假是靠官长来决定。这就造就了黎民群众的草民心态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主奴意识。
①、国民的草民心态：由于封建专制统治者视民如草芥，所以黎民百姓也总是自我贬低，认为自己像野地里的草一样一文不值，可以让人随便践踏。每当自己碰上不如意的事情时，总是这样说：一个国家主席都不能保护自己，迫害致死，我一芥草民，又算得了什么？只有忍耐。于是中国人在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精神支配下，逆来顺受，忍气吞声，陷入了麻木不仁。如有工作单位则依赖性大，大树下好乘凉，贪图安逸、轻松，怕劳累，怕担风险，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没有责任感；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就容易随波逐流，为周围的环境所左右：别人不肯离开单位，我也不离开单位；别人能忍，我也能忍；别人能受穷，我也能受穷；别人不去冒风险，我也不去冒风险，一切随大流。在分配问题上喜欢“呷大锅饭”，普遍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宁可大家一起穷，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富。“有饭大家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历代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法宝。他们认为黎民百姓造反都是由于贫富悬殊太大，就人为地强行拉平；结果不但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使中国出现了普遍的贫困。现在已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哪能不乱呢？
②、中国人具有“主子”和“奴才”的双重特性：对下是主子，有奴役别人的心理；对上是奴才，有侍奉主子的心态。一个人的主奴身份并非是一定的，中国人几乎人人如此，都兼有 主奴双重身份。：对上、对主子则俯首贴耳，跪倒在主人面前；对下、对奴才则张牙舞爪，盛气凌人。正如有人说：“遇到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到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种主奴意识首先表现在“官场”上，在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极力扼杀个人的独立性，把个人培植成依附并顺从上级的奴才，在上级面前像条狗，摇头摆尾听差效力；在百姓面前像条狼，横眉冷目，龇牙咧嘴。这种具有主奴意识的人，只知尊上卑下，可以弃黎民百姓于不顾，一切只对上级负责。
如1975年8月5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其中有板桥、石漫滩两个水库下游地区災情最重。板桥水库垮坝以后，它下游的遂平县县城被淹，村庄农田洗劫一空，死人最多，京广线铁路一百多公里路基桥梁全被洪水冲毁，路轨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行驶在这段路上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大水冲翻，司机和乘客全都被淹死在车厢中。更不用说受災的几十个县、几百个公社，近百万头大牲畜都在过境的洪水中淹死了。事发当时，新华社准备发消息并进行连续报道，但是，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后来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当时中央慰问团的随团记者张广友向当时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问及那次水災不让公开报导的事，纪登奎说：“不叫公开报导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导，也是怕他们受剌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再说各地矿难隐瞒不报，在不得不报时则隐瞒死亡人数，尽量瞒到死亡8人以下，避免定为特大事故。（见《杂文月刊》2004.12下）像这种只对上级负责,怕他们受剌激,不管群众的死活,是典型的奴才模样.
又如1959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说明河南不但在“继续跃进”，而且“跃进得更好”。河南全省产粮只210亿斤，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生产队交不出摊派的粮食，就开展“反瞒产”的斗争，哪个生产队完不成征购任务，那个生产队长就要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动用专政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1960年春天，信阳专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见一粒粮食，大量饿死人，农民拉家带口逃荒。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这是给人民公社抹黑，怎能容许有逃荒要饭的！於是下令公安机关，组织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这样，信阳地区的老百姓真正是逃荒无路，讨饭无门，只有坐着等死了。於是酿成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显然，像吴芝圃、路宪文这样的既当主子，又当奴才，确实在上级面前是条狗，在百姓面前是条狼。可以看出，其所造就出来的新一代，也只能造就出新的具有“主奴意识”的奴才，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只能是靠奴才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哪能不乱呢？
造成中国国民素质愈来愈低下的原因，我们认为：
①、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生产单位，而生产者个体的地位、利益和发展，都必须依赖单位这棵大树，靠单位庇护，靠单位这口大锅来喂养全家。这样，大家在这棵大树下好乘凉。毫无疑问，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养成了一种依赖思想，一切听从单位管，成了“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的奴才。目前，不少“单位”被卖掉或垮台，便出现了职工在单位的小圈子里你争我夺，瓜分着有限的资源。根本就没想到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②、长期以来，社会舆论片面强调集体对个人的作用，忽略了个人对集体的作用；片面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轻视普通个人的作用。一切是非真假全靠领导来决定。提倡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利益。将个人看成一文不值，这样就造就了中国人的草民心态，将自己看成野地里的小草一样，可以任人随便践踏。曾经有一首“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歌，唱得风行于一时，唱得那么亲切，唱行那么动人。当时我听了很不是味，立即就有人指责我：“一个国家主席都可随便迫害致死，何况你一芥草民，算得了什么！”
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纯粹是骗人的谎言，不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整治黎民百姓的。所以，不是权大于法，就是政策大于法。法律对于官家来说，是一纸空文。往往官家可以放火，却不许百姓点灯。那有民主与自由可言。以致没有个人的嘴，没有个人的思想。只能讲清一色的“正确话”。这不仅是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而且必然导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由于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都没有责任感，这哪能不陷入“高风险社会”呢？
[原创]再谈《一个令人不解的谜》——提高国民素质
网络上能让我赞许和受启发的文章应当说不多，刘先生的文章例外。多说一句，民无恶，治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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